“25块”代课教授怎成悲情“公共受益人”?

给不给正式教师名分也许可以依据教育行业的行规,但在“同工同酬”上必须依据国家的法律

教龄30年的甘肃省宕昌县乡村代课老师王世明,因为从1989年开始出远门打工过4年,中断了教龄,至今没有转正,“可能永远也转不了正了”。去年,王世明被评为“最美乡村教师”,可除了带回一块铜色的奖牌外,他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,工资条上还是雷打不动的400元。(7月23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网上最近晒出了贵州省纳雍县锅圈岩乡几位代课老师的工资单,工资单显示老师们每月只能领到25元的代课费。随后县政府调查核实并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未转岗代课人员执行每月1000元的新待遇标准。

教龄30年的甘肃省宕昌县乡村代课老师王世明,因曾外出打工4年中断了教龄,至今没有转正,他认为“可能永远也转不了正了”。如今,王世明每月工资只有400元,而当年与他一起代课的教师转正后拿到了4200元。(7月23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从声望上看,“最美乡村教师”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占据了较高的位置;从财富上看,每月400元工资是不折不扣的低收入者,在经济分层中处于底端位置。解读“最美乡村教师”,不仅要看到为人师者的责任和担当,也要看到在美好标签的背后,代课教师所承载的无奈、艰辛、委屈和痛苦。

25块钱!只够买十斤米,或一斤多肉,可这就是代课老师教书育人一个月的报酬!我从网上找资料时发现,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个案,甘肃渭源县有400多名代课教师,他们几乎负担着全县贫困山区近一半的教学任务,但他们之中近70%的人却拿着每月40元的工资,这也就是前几年的事情,而同样是在贵州的贵定县,一山村小学身为代课教师的校长,每个月只有280元的工资,而年轻点的代课教师都不敢找对象结婚。这说明,一方面,贫困地区落后的教育现状亟须改变,这需要有人愿意为农村教育事业做奉献,而另一方面,让这些人“奉献”到如此“悲惨”的地步,让人绝难接受。身为教师最底层,甚至连教师身份都要打个问号的代课老师,就仿佛成了最悲情的社会“公益人”:他们做着为大家所认可的崇高的事情,但享受着无法让他们生存下去的“超级待遇”。

王世明去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“最美乡村教师”,可除了带回一块奖牌外,他的生活没有发生变化,工资条上还是雷打不动的400元。王世明从1980年开始代课,郭家湾村周边的几个村学,几乎被他教了个遍,教学条件一个比一个艰苦。有时候他一个人要带三个年级,既是语文老师也是数学老师,既是音乐老师也是生活老师。可是,他愣是创造了“没有一名适龄学生辍学”的奇迹,而王世明自己,则成了村里最穷的人。

代课教师工资微薄、处境艰难,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匮乏,还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尊严和体面缺失。不论是“贼来不怕客来怕”的家徒四壁,还是“代课教师”的尴尬身份,抑或村民的“冷嘲热讽”,都显示王世明这个最美也最悲情的代课教师,在刚性的制度规范面前成为“一刀切”的受害者,既难以转正,薪酬待遇也没有得到提升。

从中新网的新闻中仔细推敲,纳雍县代课老师25元的月薪,似乎有其特殊的背景:即对代课老师的转岗和清退。愿意转岗成工勤人员的仍有每月1000元的待遇,这25元是专门发给没有“自愿转岗”的代课老师的,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是具有一定强迫性甚至可以说羞辱性的“特殊待遇”,其含义是:不转岗就这点钱,能混下去你就混,混不下去就走人。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是:代课老师的劳动一直没有受到法律的保障。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:“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,实行同工同酬。”代课老师所从事的工作,仿佛真的是被政府当成一种“公益”或者“慈善”事业,而不是被当作一种其权利和义务应该享有法律保障的劳动。他们可能会有一纸聘书,但没人跟他们签订劳动合同,“同工同酬”是他们绝不敢有的奢望,事实上他们连最低工资保障也没有,更没有各种保险,不管你干了几年还是几十年,只需一纸通知你就可能不必代课了,回家“专业种地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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